这是一个极富争议且触及学科根本的问题。将“中国哲学”置于“哲学”与“汉学”的张力中审视，本质上是在追问：源自西方的“哲学”学科框架，能否有效承载和解释中国本土的思想传统？或者说，中国思想究竟是人类思想史的地方性样本（汉学），还是对普遍性问题的独特解答（哲学）？
一、 合法性危机：中国哲学的“身份焦虑”
20世纪初，“哲学”一词经由日本传入中国。当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和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史》试图用西方哲学的概念（如宇宙论、人生论、知识论）来梳理先秦诸子与宋明理学时，这场“格义”工作本身就埋下了争议的种子。
汉学的视角：从汉学（Sinology）或区域研究的角度看，中国思想是一种具体的、历史的文化现象。汉学家更注重文献考据、历史语境和社会背景。在他们眼中，孔子的“仁”或老子的“道”是特定文明语境下的产物，必须放在中国的礼仪制度、政治生态中去理解，无法也不应被抽象为普世的哲学范畴。如果强行将其定义为“哲学”，可能会削足适履，丢失其鲜活的文化肌理。
哲学的视角：哲学的天然使命是追求普遍性。西方哲学关注“存在”、“知识”、“真理”等超越时空的命题。若中国思想要被称为“哲学”，就必须证明它能参与这场关于普遍真理的对话。例如，牟宗三先生致力于证明康德意义上的“道德形上学”在中国儒学中已有极高建树。
二、 方法论的冲突：概念化与体悟
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表达方式上存在根本性差异，这往往成为判定其归属的关键。
西方哲学的范式：强调严密的逻辑论证、清晰的概念界定和系统的理论构建。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，哲学是“爱智之学”，是用理性去切割世界。
中国哲学的范式：更注重生命的体悟、实践的智慧和境界的提升。孔子的“吾道一以贯之”并未展开逻辑推导；庄子的寓言、禅宗的公案旨在打破概念执着，直指人心。如果以西方哲学的分析方法去解剖“禅”，得到的可能只是逻辑碎片，而非其核心的顿悟体验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如果“哲学”被窄化为西方的“理论哲学”，那么中国思想确实更接近一种带有教化功能的“智慧”或“义理之学”，容易被划归汉学研究的文本材料。
三、 破除西方中心主义：作为“多元哲学”的中国思想
20世纪末以来，后殖民主义和跨文化研究对“哲学”的定义权提出了挑战。
反对“哲学”的专利：如果只有符合希腊-欧洲范式的思想才算哲学，那无异于思想上的文化殖民。正如“数学”不因发明于阿拉伯、印度或中国而改变其学科属性，“哲学”也应被视为人类面对终极问题的共同活动。
反向格义的深化：当代学者不再满足于用中国材料验证西方理论，而是试图让中国哲学以其特有的问题意识（如“心性”、“工夫论”、“天人合一”）反向丰富“哲学”的内涵。例如，现象学家发现，庄子的“心斋”与胡塞尔的“悬置”有跨时空的共鸣，这种共鸣不是谁依附于谁，而是对人类意识结构的共同探索。
综合来看，中国哲学既不应是汉学博物馆里的陈列品，也不应是西方哲学的不合格副本。
作为“哲学”的中国思想：它具有哲学的普遍性追求。它对“人如何成为人”、“如何安顿生命”的思考，对“理想社会”的构想，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元反思。宋明理学家对“理气心性”的思辨，其抽象程度不亚于任何西方形而上学体系。
作为“汉学”的中国思想：它承认这些思想的发生有其特定的历史土壤，必须借助汉学的考据功夫还原其本义，避免望文生义式的过度诠释。
中国哲学更像是戴着“地方性知识”的面具，表达“普遍性问题”的思想活动。它不是汉学，因为汉学是“关于中国的研究”，而中国哲学是“中国式的思与思辨”。它也不是西方标准意义上的哲学，因为它的提问方式和解决路径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。
真正有价值的做法，是让中国哲学作为一种“精神谱系”进入世界哲学的对话场。它不应为了迎合“哲学”而削足适履，也不应固守“汉学”的藩篱而放弃对普遍真理的发言权。在全球文明对话的今天，中国哲学最大的贡献，或许就是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存在论、认识论的“生命转化之学”——一种关于如何将知识转化为德性、将思辨转化为实践的智慧。这，才是它超越“汉学”范畴，成为真正“哲学”的价值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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